六四事件

学生分歧与绝食

主条目：天安门绝食

1989年5月10日，浦志强参加北京学运游行，要求“办报自由”和“结社自由”

正当学生自治会所选举出来的正式对话代表团已准备和中国政府展开对话之际[161]，高自联领袖不愿由正式对话代表团单方面控制整个抗议活动。在面对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群众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包括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生领袖要求采取更激进的作法来恢复抗议声势。其中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话”只不过是一种诱骗学生就范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开始动员学生准备进行绝食[75]:161，希望能够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174]。

最后学生决定在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前两天，自5月13日由柴玲宣读《绝食书》展开绝食抗议[175][176]；其中学生领袖认为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因此借由绝食抗议便能作为筹码来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外绝食获得社会大众广泛的同情，进而使得学生运动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并且受到群众的追捧[77]:612-614。而北京的抗议活动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学也陆续组织了抗议和罢课行动，同时有很多学生也纷纷前往北京市参加示威游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约有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75]:167。整体来说于天安门广场上进行的示威活动仍保有秩序，来自北京不同地区的大学学生每天发起游行以表达抗议要求并且表示团结，同时许多学生也会在行进过程中齐唱《国际歌》[177]。在5月中旬，学生发起绝食行动，促使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陆续集结抗议，表态支持[178]。

戈尔巴乔夫访华

主条目：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

1989年5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由于他是中苏交恶后首位正式访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因此中国官方相当重视此次国事访问，将其视为关系正常化的象征。[179]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时有关采访六四事件抗议群众的审查限制获得了明显的放宽，国家媒体开始播放包括绝食在内关于同情抗议群众的影像。然而由于担心示威活动将会失控，邓小平要求在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应该清除广场上的抗议群众。为了达成邓小平的要求，赵紫阳决定仍使用柔性办法并且指示他的下属马上与学生进行谈判[77]:612-614。赵紫阳相信此时仍能够成功借由爱国主义吸引学生的关切，并且让学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苏首脑会议期间让其他人士知悉内部有动乱迹象的话会使得全国难堪。5月13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阎明复召开紧急会议[164]263，并且邀请到重要的学生领袖以及包括刘晓波、陈子明以及王军涛等知识分子[75]:164。阎明复表示，政府已经准备与学生代表展开直接对话，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先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便举办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欢迎仪式。这也使学生领袖之间陷入了分歧[75]:165。

5月14日时，以戴晴为首的知识分子在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的许可之下直接通过政府审查，在《光明日报》提出意见，呼吁学生应尽快离开天安门广场，但许多学生却认为知识分子是为政府发言而拒绝让步[75]:167。当天晚上，以阎明复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担任学生代表的沈彤、项小吉展开正式谈判，其中阎明复肯定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并且恳求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上撤出[75]:165。虽然阎明复的诚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学生愿意达成妥协，但是随着不同派系的学生间无法事先进行协调或者提出连贯的要求而使得会议变得越来越混乱，不久学生领袖在得知政府并不愿意承诺公开直播问题的谈判过程后宣告会议无限期中止[75]:169。之后阎明复直接前往天安门广场尝试劝离学生，甚至表示自己愿意被学生挟持以换取撤离的决定，然而学生之间并没有理会其劝告[15]。而在隔天阎明复还向李鹏询问是否愿意应学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论的内容、并且将学生运动定调“爱国民主运动”，但这些建议都一一遭到李鹏的驳回[151]。

最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学生仍然决定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也使得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举行的欢迎仪式改在北京首都机场内进行。这次中苏首脑会晤于中苏交恶30年后进行[180]。相比之下，此时学生仍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运动；这为此次会谈带来了尴尬，进而促使许多原本偏向温和派的领导高层也开始转向愿意实施“强硬派”的作法[75]:170。其中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峰会时，学生群众则在附近天安门广场上发起示威活动[77]:612-614。而在5月16日戈尔巴乔夫与赵紫阳会面时，赵紫阳在国际新闻媒体前告诉戈尔巴乔夫：

“

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是你这一次北京之行的高潮。邓小平同志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我们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局常委会，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能和经验。我们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需要他掌舵。这个消息我们没有向外公布过，今天是第一次向戈尔巴乔夫同志透露。[181]

”

对此，邓小平认为赵紫阳的这句话是要将处理学生运动失当的过错归咎于他[182]。这项言论也标志着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分裂[77]:612-614。

天安门绝食的反响

参见：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地区列表

上海时装商店挂出声援学生运动的横幅，表达对1980年代末中国通货膨胀的不满

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同情。至此，原本于四月底声势衰退的抗议行动重新获得声望[183]。

5月16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名北京市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此次游行打破1949年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游行人数纪录，一些媒体报道人数达300万，而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对5月17日当天的不完全统计则称有120万左右的各界民众参加了游行，北京市公安局对参与大游行的机构有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北京高校60余所，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机关46个，科研单位18个，北京市的中专、中学、小学60余所，新闻出版单位14个，外地的大学22所，北京的工厂、公司78个，医院9个，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宗教18个，农村2个，文艺团体6个，体育界3个，饭店、财贸7个[184]；而参与者还包括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基层的政府官员，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青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75]:171。

此外一些中国民主党派党员致信给李鹏以表达意见，而中国红十字会也特别下达通知并且安排大量人员前往天安门广场为绝食群众提供医疗服务[185]。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作家巴金、诗人艾青、学者季羡林等参与签名[186]。首都新闻界的游行人士开始打出了本社（台）的横幅，人民日报的“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和“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的横幅，讽刺新闻审查制度。四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主席费孝通（民盟）、孙起孟（民建）、雷洁琼（民进）、周培源（九三）向赵紫阳致函公开呼吁信，信中肯定学生诉求，并“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十二位人大常委[注 6]亦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并被人民日报刊登。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侯建群和赵敏顺走在游行示威的最前面，他们的横幅是：“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要救国”。[187][188]根据新华社报道，七十七岁高龄的著名学家季羡林亲身前往广场探望学生，在学生的搀扶下一步一颠地走进绝食学生中，拥抱着仰卧在地上的弟子，老泪纵横。署名著名作家“冰心老人”的横幅写着“学生爱国，我爱学生！”数学家陈景润和王元共同疾呼“学生们的负担太重了，让我们承担一些吧！”[189]歌唱演员李谷一、舞蹈演员陈爱莲等人来到纪念碑下的学生指挥中心，她们30多位政协委员到此是为向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呼吁，督促政府尽快对话。[190]

在天安门广场，甚至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表明态度在博物馆楼顶升起在运动中具有象征性的V字手势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亦组成队伍，手持横幅走出故宫，表达对绝食学生的支持。[191]游行中罕见的出现了往来不参与社会运动的宗教人士，佛教僧侣举起“金刚怒目 大雄无畏”“弘法自由 广度众生”等标语[192]，基督徒、神职人员与神学院教职人员亦在游行中举起十字架[193]，穆斯林们举起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经文支持学生，并借此表达尊重穆斯林习俗的诉求。[194] 北京市数十间医院的医护人员身穿白大褂参与游行，并志愿为绝食中身体不适的学生提供救助，一些医生在劝导学生过程中激动落泪；包括首钢、东风、吉普、铁道部等在内的各产业和组织及大中企业的工人参与游行，部分工人乘坐重型汽车，周边县区的农民更乘坐农耕载具组成车队前往市中心参与游行，一度造成交通中断；北京市有公安干警志愿前往广场为学生派发饮料，也有人数众多的公安警察人员的游行队伍沿途游行向群众比V字手势，赢得群众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大会堂东门时，不断呼喊:“不给官倒贷款！”“冻结官倒帐户！”；海关总署的声援队伍喊道:“官倒走私，铁证如山！”；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到现场声援；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的七百多名学生在18日凌晨自发来到广场协助学生维持秩序，保证了从广场东南口至前门之间救护车道的畅通无阻[195]；中小学生亦参与游行，并有身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呼喊“我和哥哥一条心”等口号。[196]

随着报导限制的打破，各大媒体开始刊登社会各界的声援，5月17日-19日被评为“中国记者最自由的三天”。[197]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在电视新闻中播出了天安门广场上情况的如实报道，而央视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和职工亦组成人数庞大的游行队伍前往长安街游行，并且拉起巨大的横幅，点名要求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兼央视台长艾知生辞职；而人民日报5月18日在头版刊登了以《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 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注 7]为标题的新闻，成为该报历史上“最具政治开放性”的版面，以极大的篇幅详细报道了北京市各行各业的人在游行中的诉求和对绝食学生的同情，甚至直接引用了在游行中出现的部分反政府标语，并统计列出了多个参与声援的工厂和医院等单位组织的名称，而人民日报社过千名职工也参加了游行，其中不少在新闻届有名望的高级编辑记者亦在其中；工人日报连续刊登《北京电子管厂万名职工发出呼吁》等工人阶级层面表态和参与民运的报道以及各总工会干部对工人呼吁的积极回应。[198]

而在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后，许多外国记者仍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并且报导于首都北京市进行的抗议活动，这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并且也让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保持克制[199][200]。

除了北京当地，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陆陆续续涌进首都北京市以参与学生运动；而在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甚至连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都遭到了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178]。但是，中国中央领导高层迟迟没有对北京发起的示威活动给出明确的定位，这使得地方当局不知道如何处理当地的学生运动。而且因为示威活动合并了许多范围广泛且关注点不同的社会议题，中国政府无法清楚分析哪些议题可以谈判，乃至于不清楚示威活动提出了哪些诉求。与此同时由于绝食抗议的行动其本身便具有“牺牲特质”，这使得无论是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渐丧失的中国政府感到十分棘手[75]:171。在种种因素所形成的庞大压力下，中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将戒严作为一种应对示威活动的可行手段[75]:181。

5月17日上午，天安门广场学运广播站播出了严家其跟包遵信发起联署的《517宣言》。《517宣言》表示邓小平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当天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孙起孟、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雷洁琼、九三学社主席周培源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与学生进行对话。当晚邓小平开会时表示北京必须实施戒严。[201]

外部视频链接 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讲话5月18日，李鹏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并且希望能够安抚受到大众关注的绝食行为[75]:181。在会谈中学生领袖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并且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举动”，但对此李鹏则表示政府主要关切的是因为绝食而送往医院诊治的患者。尽管这次讨论仅获取了少数实质成果，但是学生领袖也因此得以在国家电视台重要节目上有了出现的机会[202]。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在凌晨4时50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

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一定要、最重要的就是赶快结束这个绝食……你们不能够在已经绝食六天到七天，现在还是要坚持这一条“一定达到满意了才停止绝食”，但是那个时候就晚了。没法补偿了。你们还年轻啊，同学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都已经老了，无所谓……你们停止绝食，中国政府决不会就这样子，就把对话的门关起来了。决不会。你们所提的一些问题，我们党会继续讨论……大家都这么一股劲的，年轻人啊，我们都从年轻人过来过，我们也游过行，我们也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那种情况。没有想后果怎么样。但事后一想啊……首先你们要冷静地想想今后的事。现在有六天了、七天了，真的要过八天、九天、十天吗？[14]15[203]

”

5月23日，北京再次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游行队伍喊出让李鹏下台的口号。[186]

天安门毛泽东像污损案

主条目：天安门毛泽东像污损案

1989年5月23日下午2时，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三位浏阳青年毁损了天安门的毛泽东画像。他们起初为了声援抗议学生而在5月19日前往北京，然而他们的主张较其他学生过于激进。余志坚和喻东岳曾向学生领袖建言献策，但并未获得答复。三人认为无法和学生有进一步对话，便于5月22日开始策划对毛泽东画像的破坏行动。[204]他们先是于附近购买了20颗鸡蛋并填满油漆，之后抵达画像附近准备展开行动。三人先于天安门城楼悬挂“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标语，不久便将盛满颜料的蛋壳扔向毛泽东画像上。事后，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分别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年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20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