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三大优点与四点不足！
朱先生是“关学大儒“，躬耕之余，读书治学，后开办白鹿书院，以启蒙乡党子弟，又致力于编撰县志，及至逝去。朱先生是白嘉轩的姐夫，白孝文、鹿兆鹏、黑娃的老师，他作为地方的贤达人士，地方官员既想交好与他，又忌惮他三分。他既不偏向国民党，也不靠向共产党，老百姓对他敬若神明。朱先生是《白鹿原》中画龙点睛式的人物，白鹿原上这个、那个重要人物大都与他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原上发生的大事他或者直接、间接参与，或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为人处世的态度方面，他与白嘉轩相近，如政治立场的不偏不倚、善以待人、嫉恶如仇等。如果说作为族长兼地主的白嘉轩的人品已属难得，那么作为学者、教书先生和农人三者合一的朱先生的人品就非常高尚了。加上反复的强调和渲染，作者显然在告诉读者朱先生是白鹿的化身，是“白鹿精“。而作者笔下的白鹿意味着风水好、福气、发达。甚至白鹿是作者心目中桃花源的寄托。因而白鹿原有两个，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理想的。朱先生既是“白鹿精“，那么就是智慧和理想的化身，而非像白嘉轩、鹿子霖、岳维山、田福贤、鹿兆鹏、黑娃等人那样是现实中人。所以，朱先生的本身就有了象征意味，因而使得作品获得了象征意蕴。
朱先生之所以是智慧的化身，主要在于他的先知先觉性。如果说他在烈日炎炎的正午穿泥履而后果真有一场骤雨，他脱口而出“今年成豆“果然因干旱豆类成收，这些可能带有偶然性的话，那么他明白地告诉黑娃共产党能得天下、他劝告白嘉轩卖地因而后者未被划成地主成份，尤其他的墓室中的枕砖上所刻字句则体现出他的先知先觉的必然性。因此，作者赋予了他超常的智慧，因超常朱先生这一人物有了象征意味，因而作品获得了象征意蕴。这里的超常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但符合艺术的真实。
朱先生所以是理想的化身，主要在于他的侠义性。他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爱国心切，洁身自好；他亲自带人毁掉白嘉轩赖以暴富的鸦片地；他只身入军营说退二十万围攻西安的清军；他身为赈济灾民副总监带头与灾民同食，廉洁为民；为民族安危计，他投笔从戎，以激励国人；他在经费无措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了县志的编撰工作，等等，都突出表现了他侠义性。因此他成了作者理想的化身。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先知先觉性，极大地强化了他的象征意味。对比之下，鹿子霖言行污不堪言，田小娥堕落而无力自拔，白孝文卑下而阴狠，黑娃善良却富于破坏性，白嘉轩虽德高望重却不乏人格污点，鹿兆鹏九死一生政权却落到白孝文手里，并且他的结发之妻等于死在他的手上，他的爱人白灵得不到他的声援而被活埋，他的同学黑娃也得不到他的保护而死在白孝文手上，所以，在白鹿原这个世界里，只有朱先生是纯洁的、伟大的。可以说，朱先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白鹿原乃至中国芸芸众生的真实面目，是好是坏一照即知，是好是坏一对比即可明白。
因此，读者不难看出朱先生既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他是一位圣者，他的身上幅射出象征意味，为整部作品的象征意蕴得以实现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手段。
而象征的完成是在小说近于尾声部分，也即朱先生去世前后这个时期，因而这一部分是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的最佳处，是小说最部分之一。至此，前面惨淡经营的40多万字就有了注解，原本是有意而为，并非是率然成篇的，即白嘉轩、黑娃、孝文、鹿兆鹏、田小娥等人物的言行与命运跟不说的象征意蕴同一，从而构成了小说的主旨，使得这些人物不仅仅是白鹿原上的这一个，而且在中国其他土地上也能看到类似的影子，即是中国的这类人，甚至其普遍性透露出某些跨民族的界限的信息。不仅如此，而且上述等人物与白鹿原一道构成了一个完满的生存空间，获得了极为宽广的外延，似乎白鹿原是中国农村的缩影，进而也是整个人类处于某种生存境地的影子。这就是《白鹿原》最大的特点，最成功之所在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白鹿原》的象征意蕴就是作品的主旨，有没有象征意蕴是一回事，而象征意蕴本身的深刻与否，正确与否则是另一回事。前者说明作者艺术功力深浅如何，后者不仅如此，而且更重在作者的思想深度如何、正确与否，因而从整体上决定了作品的命运是成功抑或失败。
同样，小说的主旨是否正确和深刻，是否鲜明和准确，则是读者对小说的进一步要求，关系到小说能否获得永久的生命力。《白鹿原》立足于世纪末，回顾本世纪上半叶及至70年代的历史，试图对这段50多年的民族发展史作出诠释和评判。诠释和评判的结果与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名作相比，一般来说是明显不同的。这种不同突出地表现在作者对白嘉轩的肯定与赞赏上。白嘉轩是族长也是地主，既剥削别人也不乏人道主义精神，集中了中华民族勤劳、俭朴、与人为善和嫉恶如仇的优点，另外，还具有中庸行世的特点。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作品评判是非的立足点，几乎都是站在白嘉轩们的对立面，纵然有非对立的，也因水平不高而淹没无闻。
电影《白鹿原》黑娃剧照
其次，这种不同表现在对黑娃这一人物的刻画上。黑娃从长工娃子到偷妻汉再到农会主任再到革命军旅长贴身警卫，又一变成为土匪的“二拇指“，再一变成为保安团炮营营长，最后成了共产党的副县长直至死在共产党员的枪口下。这样摇摆不定的政治立场和变动不居的社会角色以及出人意料的结局所构成的黑娃，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行为的摇摆不定是心灵矛盾冲突的结果和表现。
和黑娃的人生跌宕相映衬的则是白孝文的命运起伏。孝文从族长继承人到败家子和偷妻汉直至沦落为乞丐，又摇身一变而为保安团一营营长，再一变成为共产党的县长直至镇压了黑娃。这样一个人物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如果说黑娃的人生起伏主要归因于政治立场的摇摆不定，那么白孝文则应合了“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一古老的命题，因为白孝文从死心塌地的国民党拥护者变成共产党党员，并非思想改变，而是明哲保身，出于投机的目的。黑娃性情梗直又不乏愚忠，而孝文则阴险狠毒又不乏纯朴之处。
说这两个人物独一无二，并不是说他们是两个人物形象，其实，其内在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我们在下文会论及。
作者的感情向着黑娃而不是孝文。描写黑娃的文字寄寓了同情和热情，而描写孝文时，笔调是冷漠的，有时还夹带一点厌恶。这是总的倾向。及至结局，作者对黑娃不再有同情，更谈不上热情，剩下的只有否定，即作者用理智代替了感情。不仅书中的黑娃死了，而且作者心目中的黑娃也死了。对孝文设置的结局则有肯定又有否定，其肯定是对孝文这类人的肯定，其否定是对孝文所在政治集团的一定程度的否定。
作者对鹿兆鹏的态度跟黑娃的有点相似。即通篇是用肯定和欣赏的语气叙述兆鹏的故事，其间只是借朱先生的口轻轻地批评一下。最后，作者让兆鹏杳无音讯，不知生死。虽然这样处理便于孝文篡权、黑娃遭诬至死，但客观上否定了鹿兆鹏。否定了鹿兆鹏是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小说中所在县的共产党组织，因为诺大的白鹿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变革的中坚分子竟无一幸存，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社会变革得以成功的内存规律。当然，不难看出，作者并非真得以为如此，也并非有意而为之。
这样，由朱先生、白嘉轩、黑娃、白孝文和鹿兆鹏的言行以及作者对人物的态度，再配以鹿子霖、田小娥、鹿三的命运，使得小说获得了象征意蕴，具有较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这其中的或褒或贬，或同情或厌恶体现了作者对中华民族命运的理解和判断。
这是《白鹿原》一大成功之处，并且这一成功通过对“四清“和“批林批孔“运动的简单叙述，借朱先生枕砖内所刻的“折腾到何时为止“一句话，加强了作品的象征意蕴，加深了作品的思想内涵。这是画龙点睛之笔，尽管有调和矛盾和忽视灵魂深处运动趋势之嫌。
二、可读性强
《白鹿原》第二大成功之处就是可读性强。如果说赋予作品象征意蕴和较深邃的思想内涵表明陈忠实已具有成为大作家的端倪，那么可读性很强则应是大家之作不可缺少的素质之一。可读性强与作品的优秀如同一张纸的两面，少了一面，另一面就失去存在的可能。
可读性强不强，一般应受三个主要因素所左右：一是内容的选择，二是刻画是否准确、生动，三是描述与结构的技巧。另外，语言也是一个因素，它与一和二项因素密切相关，是构成作品的一大要素，下文我们将专门论及。
首先看《白鹿原》如何如何选择内容，即选择哪些内容，是由什么样的存在场景构成一个个细节的。人有七大需要，小说可以通过文字唤起读者的想像，引起相应的感官反应，达到某种程度的满足。这七大需要是由饮食生理需要向自我实现需要依次递进，并且高层需要会渗透进低层需要，使人的所有需要都区别于动物，打上了文明的烙印。我们说，爱情是永恒的话题，但性生活则为世界古典文学名著所避嫌。只要通读全文，我们不难看出床上戏所占篇幅虽然只占小说的5.3%，但散布于全书，对于引发读者兴味，调节行文节奏作用很大。这些床上戏，首先是白嘉轩和女人的镜头，其次是黑娃和田小娥的越轨，更有鹿子霖、白孝文和白灵与鹿兆鹏的弄假成真，如果将范围扩大到性和爱及其相关的内容，那么在小说中的比例则达到17%。这一比例应该不小，对增强可读性助益十分显著。
陈忠实声称要将性“撕开来写“，因为性是生活变化与发展的动力之一，不应回避。田小娥因性爱的需要，引诱黑娃；黑娃因忘不了“小女人（小娥）“而与之成家，终于排斥在家庭祠堂之外，备受歧视，因而对社会变革热烈响应。白孝文则因受田小娥的勾引，弃家不顾、沉湎于淫靡生活中，终至家败妻亡，沦为乞丐。因此遇到新生的机遇，备加珍惜，终于飞黄腾达。而鹿子霖因小娥向自己下跪求助而生占有之心，又因与小娥私通而害死狗蛋，并且生出借小娥引诱白孝文堕落从而削弱白家的毒计。
《白鹿原》中几乎没有爱情，也许在作者看来实际生活就是如此，爱并不能长久，而性才能长久。这种看法能成立的话，小说中还是有爱可言的。白灵与鹿兆海之间自然有爱，白灵与鹿兆鹏之间更不必说，小翠对芒儿自是真爱，而黑娃和小娥之间也是有爱心，就连田小娥与白孝文之间也弄出了一点爱情。这些场景与床上戏及其它与性爱有关的内容就构成了该作品的17%内容。它们通过想像首先适应了读者性的需要，其次适应了爱的需要，读者自然乐之不疲，从而为作品具有可读性垫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市面上热销的小说往往不是言情小说，就是武打小说。前者立足于爱和性，后者依赖于读者的安全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再贯穿一两组矛盾，即成一书。枪战、侦破影视片的卖座率和收视率高主要就因为暴力场面或与之相关的叙述多。这里使用“暴力“一词不带任何贬义，只是“暴力“的具体内容才有褒贬之分，或者是正义的“暴力“，或者是非正义的“暴力“。从人道主义角度看，人类应该远离暴力，这也是文明的发展趋势。暴力内容之所吸引人，一方面因为它关系到生命安危，另一方面有胜负之分，能间接满足读者自我实现的需要。有的时候，暴力行动的动机，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暴力内容也能吸引读者、增强小说的可读性。这一内容在《白鹿原》中份量是很重的。先是黑娃遭暗算，继之是“白狼“火烧粮台，又有“交农“事件。然后是农协斩碗客、“骚棒“和尚，镇压田福贤，回头田福贤墩死贺老六，鹿子霖墩田小娥，又有革命军加强旅的毁灭、红三十六军的溃亡，还有土匪墩死鹿泰恒、打断白嘉轩的腰。更有白灵被活埋、鹿三刺死小娥、“大姆指“暴死黑牡丹床上以及黑娃被白孝文谄害至死。诸如此类的暴力场面描写和相关的叙述构成了小说的一大内容。其中暴力场面描写占4.3%，而暴力场面及相关的叙述占小说的29.3%。一般来说，这些暴力内容绝无冗长、乏味之嫌，它们会强烈刺激读者的感官，因而处于兴奋状态，似乎身临其境一般，或者觉得痛快之至，或者觉得痛苦之极，或者寄寓了同情之心。
电影《白鹿原》剧照
由上述可知，《白鹿原》的性与情爱的内容连同暴力内容共占小说内容的46.3%，几乎达到了一半。另外，由旱灾导致的饥馑和由瘟疫导致的传染都关系到人的生存，前者篇幅占2.9%，后者占3.7%。这两方面的内容都能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从而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而上述两方面的内容都或深或浅包涵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从而小说能较深地透视人物灵魂，于是一方面提高了小说品位，另一方面从文化层次上拓展了读者的范围。
小说的其余部分大都是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直接相关的内容，例如“县令改为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仓里的官员称总乡约，保障所的官员叫乡约，鹿子霖出任第一保障所乡约“，就属于政治内容；再如“大年正月初一被选好白鹿原农民协会总部成立的日子，地点再一次选定了白鹿村的戏楼“，也属于政治内容；又如“春天，白鹿镇头一所新制学校落成，是由白鹿仓总乡约田福贤出面主持筹建的“，属于文化教育内容；“黑娃买了个石锤和一架木模就出门打土坯挣钱去了“，属于经济内容；又如，“白嘉轩当晚回到白鹿村，把《乡约》的文本和朱先生写给徐先生的一封信一起交给学堂里的徐先生“中，提到的朱先生所写的《乡约》属于社会文化内容；“白嘉轩怀里揣着一个修复祠堂的详细周密的计划走进了鹿子霖家的院子“，则属于社会内容；又如“仙草看着丈夫摘下帽子，突然睁大眼睛惊叫说：‘老天爷！你的辫子呢？看看成了什么样子！’“就属于风俗习惯内容。上述这些内容都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白鹿原》之所以可读性强还得力于描述的比较准确也比较生动。选择可读性强的内容，并不意味着就获得了可读性，还必须准确、生动地叙述和描写。这就好比绘画和速写，初学者尽管线条繁复且多方更改，都远不如老画家（如黄胄）的准确、生动。比起鲁迅甚至曹雪芹，陈忠实这方面尽管有明显的差距，但已经超过了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
准确的基础来源于对事物和人观察的细致与深入。这种细致与深入是针对客观存在物而非想像中的，是用语言表述出的而非潜意识的，这种细致和深入是观察与表述反反复复交替锤炼的结果，就如画家观察、描摹、再描摹、再观察一样。陈忠实已创作了九部中篇小说，这就垫定了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而《白鹿原》比起这九部中篇小说明显地高了一个境界。拿陈忠实自己的意思说，是走出了柳青老师的影子，塑造出自己独特的面孔，因而叙述和描写得比较准确，也比较生动。例如田小娥招待黑娃吃饭时的一段对白就准确而生动，不仅如此，而且还比较优美动人，其盎然的情趣使读者恍若置身其中。而有关白灵的描写不仅准确生动，有时还不乏传神之笔，例如白嘉轩关住她不让她再离家，而她那种热情活泼、大胆执着的性格表现得活灵活现，给读者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对于白灵，下文我们将多说几句。总之，比较准确和生动的特点贯穿于全文，尽管局部这儿那儿也有不尽准确之处。
内容选择准了，可读性就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对内容的描述比较准确、生动，可读性就有了保障。而描述与结构的技巧高明则使可读性插上一对翅膀，强而有力了。
《白鹿原》的艺术手法比较高明，有时真可谓匠心独运。前文提到过的赋予小说象征意蕴则是其高明之处，这非大手笔不能胜任。
小说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一组组矛盾相互交叠和相互制约，既使小说内容与结构更加紧凑，也利于加快小说描述的节奏。这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结果。上文说过，光田小娥一人就和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狗蛋、郭举人有着角度不同、程度不同的性关系。鹿子霖又是黑娃同族长辈，白孝文则与黑娃既是儿时伙伴又是同桌同学，双方父亲还是主仆关系。黑娃的父亲鹿三对白孝文之父白嘉轩如此之忠，而黑娃对白嘉轩反感，嫌其腰杆挺得太直。白嘉轩对鹿三及鹿三的小儿兔娃如此关心，却能硬下心来将娶了田小娥的黑娃逐出祠堂。鹿子霖坚决反对共产党，可是儿子鹿兆鹏偏偏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位不小的人物。鹿兆鹏与鹿兆海虽属同胞兄弟，却各属国共两党。白嘉轩对政治一向不热衷，只一个封建卫道士，其子白孝文却成了共产党的对头。白家这样的家庭中，出人意料地竟出了女共产党员白灵，并且对革命如此执着地投身。白鹿两家既是同族，却暗中较劲争长比短。而白灵却爱上了鹿兆海。既如此足以出乎读者意料，孰不料白灵与鹿兆鹏相爱及至成了夫妻。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组组相互交叠、制约的矛盾，肯定对增强小说的可读性大有裨益。
文似看山不喜平，小说也如此。《白鹿原》在此方面成功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对于增强可读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做法有以下两种：一种是大高潮套小高潮，高潮与高潮之间的间隔长度不至于让读者厌倦，即是不断地设置了兴奋点，调起读者的味口；二是峰回路转，扑朔迷离，读者以为人物下一步该如何如何了，结果却不是，大相径庭，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对于前一种我们在此不必详细讨论，因为前面说过性爱和暴力两大内容构成了小说的一大内容，那么这两方面所发生的事件就构成了大大小小的高潮或兴奋点。有的时候性与暴力是相互结合的，比如斩碗客和“骚棒“和尚，又如鹿三刺死田小娥，黑牡丹惊报大拇指惨死，等等，或者叙述两性之间的事，或者勾勒女人的裸体或性感之处，这自然会刺激读者，增强了可读性。
对于后一种前文实际也间接提及了一些。在这方面作者肯定下了不小的功夫。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明明阳光明媚，忽然又阴云密布；明明一马平川，忽然一山飞峙在眼前；明明吉星高照，偏偏祸不单行。黑娃怀着内疚的心情离开郭举人，两人之间恩怨看来一笔勾销了，却冷不防举人的两侄子跟上来要害死黑娃。黑娃一门心思勤劳致富，守着小娥过日子，却让兆鹏鼓励着烧了粮台。黑娃当上农会主任，可谓扬眉吐气了，却避免不了出逃的厄运。他当上习旅长的贴身警卫了，却随着部队的毁灭上山成了土匪。他等着大拇指表态对国共两党何去何从，孰不料大拇指惨死了。他当上了副县长前途看好，却遭诬致死。白孝文、鹿兆鹏、鹿子霖等人的命运也无不体现了这一点。常常出乎读者意料之外，形势急转直下，真可谓极尽变化之能事，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另外，结构上有两个特点也增加了可读性。一是时空的直接跳跃，跳跃之处以空行来标明。这样就能避免行文的拖沓，使任何一段场景都能在精彩之处戛然而止。进入另一时空的文字也无须过多的交待。二是过去时叙述（倒叙、补叙、追叙），进行时叙述（正叙）、将来时叙述、过去将来时叙述的综合运用，既使主次分明，描述起来从容不迫，又使结构多元化，避免了单一的模式，还能对前文起补充作用。
小说的第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本身就属于过去将来时叙述，而下文则属于追叙。“那天清晨，朱先生正在书房里诵读“及下文他说退方巡抚的大军一段属倒叙。黑娃与小娥相识的整个第九章属倒叙。“白嘉轩刚刚平息了四合院里发生一场小小的内乱“引出的下文也属倒叙。属倒叙或补叙的还有：“事情来的并不突然“所引出的鹿兆鹏被跟踪为什么不突然之原因的段落，“从去年腊月直到此时的漫长的大半年时月里，鹿子霖都过着一种无以诉说的苦涩的日子“引出的下文，“黑娃总是忘不了从白鹿原逃走时的情景“引出的下文，“这场洗劫干得十分干净利落，时机的选择再好不过，村子里十室九空，男人女人引着孩子看戏去了“引出的下文，“黑娃确已成了土匪“引出的下文，“这个站在戏楼上向父老乡亲们敬礼又鞠躬的军人，谦和的微笑下面掩饰着难以排解的痛苦，他和白灵的婚恋发生了意料不及的裂变“引出的下文，“孝文对第一次在小娥身上能够做到得心应手的事记忆难泯“引出的下文，“鹿三杀死儿媳妇小娥的准确时间，是在土壕里撞见白孝文的那天晚上“引出的下文，大拇指说“我也是因了一个女人才落草的喀——“引出的下文，“黑娃执意要去，大拇指豪不动摇地说：‘轮我打食，轮你守窝了’“引出的下文，“那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进军“引出的下文，“鹿兆鹏在白鹿原上度过了一段恬静的日子“引出的下文，“白灵和鹿兆鹏在枣刺巷度过了一段黄金岁月“引出的下文，“半年前一天深夜，鹿子霖喝得醉醺醺回家来用脚猛踢街门“引出的儿媳妇变疯的下文，“朱先生绝妙而诡秘的掐算不幸而言中，白灵正是在这一夜走向她的生命尽头的“引出的下文。上述所有倒叙、补叙的内容占小说的15%。另外加上将来进行时的叙述，例如将时间延伸到60、70年代，对于增强小说的可读性，效果是显著的。当然，不是每一处倒叙、补叙文字都有助于作品主旨的突出。相反，有的犯有游离主旨之嫌，但其本身读来颇可生津。例如黑娃与小娥从相互有情有意到私合的一段属倒叙，而大拇指芒儿的身世一段属补叙，它们的存在使小说张驰结合，结构行文摇曳多姿，生动活泼，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白鹿原》善于在每节开头用一句话概括该节的主要内容，有时在段落的开头用一句来概括提示该段内容。这一句话往往能制造出悬念，大有异峰突起之势。例如“鹿子霖一上任乡约就施展出非凡的办事能力和组织才能“，就能一下子吸引读者想知道具体情形如何。又如“一队士兵开进白鹿原，驻进田福贤总乡约的白鹿仓里“，读者就想知道这队士兵哪来的，来干什么。再如“鹿子霖的儿媳疯了“这句话就很能抓住读者，怎么会疯？为什么？接下来作者就回答这些疑问。由此可见，节、段落的第一句话概括得好，能制造出悬念，增强小说的可读性。
三、语言有特色
《白鹿原》的第三大特点就是语言生动、紧凑，带有浓郁的陕西乡土气息，尤其是人物语言更生动，更丰富，更富有地方特色，使得作品增添了无限的魅力。缺少这一特点，《白鹿原》肯定会大大逊色。因为具有这一特点，陈忠实的小说语言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个性，这是作家成熟的标志之一。
如下这些方言读者联系上下文不难理解，而方言本身具有新鲜感和活泼生动性，使得人物在读者看来更是“这一个“。比如：“咋么“、“完咧“、“好营生“、“麻缠“、“懒兽“、“大（父亲）“、“碎崽娃子“、“馍花花儿“、“谝“、“亲蛋蛋儿“、“斩劲“、“哪达“、“尻蛋儿“、“整日价“、“胡吣“等等。
当然，《白鹿原》的语言虽有特色，能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但并未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有少数地方的词语太文，有些类似场景的语句相似，例如床上戏的高潮所用语语。这些地方显然未细加斟酌。
下面谈谈《白鹿原》的三大不足之处：
《白鹿原》的主要缺点是什么呢？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人物性格往往不一致，人物性格欠发展；二是一些性描写并不是必要的；三是一些迷信描写效果不好。
一、人物性格不足
首先来看第一点。先说黑娃。黑娃的性格就有不一致之处，而且比较严重，极大地损害了黑娃形象的完整，生动和突出。一开始作者介绍黑娃是“猴王“，野惯了，像这样的人长大以后应该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份量，但比较容易哭鼻子，而且不是在一个男人可能哭的时候哭，而是像女人一样爱哭，并且往往当着别人的面尤其是自己女人的面。另外，黑娃烧粮台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事，黑娃经过辛勤劳作，小家已开始有了兴旺劲儿，况且又有心爱的小娥，怎么会贸然接受兆鹏的号召呢？梁山泊的武松上梁山是被逼无奈，黑娃谁逼他呢？作者一再表明黑娃那么爱小娥，可为什么迟迟不回来看望小娥，以至于鹿子霖和白孝文成了自己临时替班的呢？显然自相矛盾。再说田小娥。在郭举人家和在白鹿原的田小娥前后性格几乎判若两人，前者性格开朗、调皮，后者性格内向、欠生动，只是跟白孝文在一起时才活泼些子，以前的聪明劲到哪儿去了呢？再看白孝文，念了那么多书，又是族长继承人，又是黑娃的儿时伙伴和同学，白孝文让田小娥擒住后竟束手无策，竟乖乖就范，竟至家破妻亡，这与白孝文的成长环境和所受教育以及情理不符。古人云：“朋友之妻不可戏“，“男女授受不亲“，这些话在当时对人尤其对年轻的知识分子是有相当约束力的，白孝文却不愧疚，仅仅在潜意识里鄙视自己，这不符合白孝文的出身和经历。
造成以上缺陷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一是创作时间长，中间停了些时日，先前写的人物之性格在记忆中便模糊了。这一点其实可以用复读来避免；二是作者写某个人物时，没有设身处地去想人物所想，做人物所做。换句话说，就好比自己在戏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三是缺乏原型。作者承认没有原型，恐怕在故去的、现在的人中有点人物的原型好些。
《白鹿原》的人物性格往往没有发展。这很不符合生活实际。毕竟小说跨越了数十年的时间，在这些年月里，人物经风历雨，思想性格肯定会发生变化，随着思想性格的变化，言行也发生变化。人的知识在增多，能力在增强，对社会的认识在加深，可是，《白鹿原》的众多人物并不能体现这一点，例如白嘉轩就是这样。
我们来简单谈谈白嘉轩。作者对其持欣赏、肯定的态度，主要原因是他并不做偷偷摸摸的茍且或害人事，他讲仁义道德。他对鹿三好，成了雇主或地主效仿的榜样。但是，白嘉轩并不值得肯定。首先他是封建卫道士，维护族权、夫权；其次他靠种鸦片致富，是民族的蛀虫；再次他比较虚伪。他对鹿三好都好在小处，剥削在大处。他的家业的成长，鹿三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鹿三家一贫如洗，连孩子娶亲所需费用以及上学的费用都得白嘉轩赞助。可见白嘉轩对鹿三表面上亲如兄弟、关心备至、尊重有加，但骨子里是残酷剥削。白嘉轩自己也承认鹿三是白鹿原最好的长工。
相比之下，《白鹿原》中最成功的人物不是苦心经营的主要人物，而是着墨不多的白灵。白灵的性格恰如百灵鸟一样热情、奔放，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寥寥几笔，形象跃然纸上。
二、性描写上不足
陈忠实想把性撕开来写，既如此就应写出深度和个性。相比之下，不少床上戏的描写大同小异，品味低的读者可能还觉得有趣，品味高的读者就觉得俗和浅。由于本文前面对性描写情形多有论及，此处就不多言了。
三、迷信描写不足
作者也许想使《白鹿原》增添魔幻色彩，于是采用迷信的场景来渲染气氛，其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目的。有的地方对迷信活动的描写，还能反衬出人物的愚昧可笑，但更多的地方，丝豪也看不出作者的态度有一点针砭的意味；不仅如此，还使读者觉得，作者相信真有其事。难道这是作者学习黑色幽默的结果？我看不是。在这方面要注意处理的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艺术上真实但不符合生活真实的，读者应该看得出艺术真实的别番含义。
四、真善美智欠缺
真、善、美和智应该是作家创作时观察、分析客观事物、想像和构思情节与人物时始终要遵循的标准。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名著，在这四方面大都达到了较高的境界，虽然不都是同时具备。而作品要达到这一境界，首先要作家本人要达到这一境界，言为心声嘛，作品中的语言就自然而然地蕴含着真善美和智。这里所说的“智“是指智慧，既指作品的思想丰富性和深刻性，也指人物的智慧程度较高，即比较聪明。“真“则指揭示和反映生活的准确与深刻，既包括艺术真实也包括生活真实，艺术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曲折反映。说“善“并不是要求作家对笔下的人和事作道德上的评判，而是灌注在字里行间的情感倾向性，人物的言行美不美往往要以真善智作基础。总之，在真、善、美和智四方面达到较高境界的作品往往是出色的艺术结晶。
《白鹿原》在这四方面还较为欠缺，有待陈忠实在下一部作品中得以升华。当然，我们这是以高标准来看待这部作品，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电影《白鹿原》剧照
综上所述，《白鹿原》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仍不失为当代特别是上世纪末中国长篇小说领域中的佳作之一。由于时间和篇幅限制，作品中还有一些局部的成功经验未能提及，颇感遗憾。我相信，如果健康、精力、时间和环境许可的话，陈忠实下一部作品应该更出色。
来源：深城往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